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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手下得力干将 曾在枪林弹雨下救出陈赓

。卢冬生,湖南湘潭人,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12月入党,是湘鄂西苏区的创建者之一,历任红七师师长、红四师师长,战功卓著。他曾从战场上救出身负重伤的陈赓。后又护送着贺龙踏上了征途。摘编如下。

  1908年3月16日,卢冬生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其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在家靠租种地主几亩土地生活。由于家庭贫穷,卢冬生7岁就离开家乡,到湘乡二都柳树铺当了牧童。10岁那年,父亲送他到湘潭十三总老王泰厂当钢行学徒工。

  1925年春节后,卢冬生到衡阳唐生智第四师当兵。唐生智第四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后,出师北伐,卢冬生随军来到武汉。

  1927年春天,卢冬生遇见了特务营营长陈赓。此时的陈赓已是有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时他曾是唐生智弟弟的上级。陈赓了解到卢冬生出身贫苦,为人憨厚,忠实可靠,遂调他到营部担任警卫员。

  特务营有4个连,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士大多来自安源煤矿,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陈赓利用每次出操点名的机会,向战士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卢冬生深受影响,日益倾向进步。

  那时,卢冬生常随陈赓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驻地,因而认识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员。从他们那里,他接受了许多革命道理,意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卢冬生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从只希望扛枪找个人出路,转变为明白了为人民掌握枪杆子的道理。随着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武汉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越来越猖獗。5月连续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新军阀何键部将机枪对准陈赓住所的门口,逼迫陈赓交出特务营。而中共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步步退让,也主张交出特务营。陈赓被迫离开军队。卢冬生跟随陈赓来到武昌。7月下旬又追随周恩来、陈赓到了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

  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卢冬生随陈赓到了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一营,陈赓接任营长,卢冬生任副官。三师的师长是共产党员周逸群,部队学生兵多,革命热情高。

  8月5日,起义部队按计划放弃南昌,南下会昌,第三师是先头部队。8月20日晨8时,三师在会昌城外与敌钱大钧部短兵相接,一营冲在最前头,一口气攻下了3个山头。但是因友邻部队走错了路,未能及时从两翼发起攻击,三师陷入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钱大钧派4个团堵截三师,激战4小时,三师仍未能打退敌人的进攻,弹尽援绝。下午1时,三师被迫后撤。

  为掩护大家,卢冬生和陈赓走在最后,边打边撤。突然,卢冬生看到陈赓跌倒了,忙冒着弹雨冲到陈赓身旁,发现陈赓腿部受伤,血流如注,无法行走。于是,他立即抱着陈赓滚到山下的田沟里,帮助陈赓脱掉制服,包扎好伤口。这时,敌人已攻上山来。卢冬生照顾着陈赓在草丛里隐蔽,直到叶挺的部队反攻上来,他才和几个战士将陈赓抬到会昌城里。

  从会昌到汕头,部队一路南下。一路上,卢冬生尽心照顾陈赓。到了大埔,组织上考虑前面全是陆路,行走困难,要求陈赓就地养伤。卢冬生一再表示,哪怕再累、再难也要把陈赓抬到汕头,陈赓也坚决要求随队行动。领导见卢冬生态度坚决,言词恳切,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9月24日,起义军到达汕头后,卢冬生陪陈赓住进城里外马路的博爱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开的。因为来看望陈赓的人很多,日本人知道他们是起义军的干部,态度很不友好。

  9月30日汤坑战役失利,起义军连夜仓促撤出汕头。忙乱中,周恩来仍记挂着每一个同志,派人给陈赓、卢冬生送信。不料这位同志未找到医院,所以陈赓、卢冬生不知道撤退一事。

  10月1日清早,卢冬生到司令部打听消息,刚一出门就看见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城里,街上看不见一个戴红带子的人,心中大惊,转身回到医院。日本人又下了逐客令。这时陈赓的伤势仍然很重,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的骨头被打折,伤腿肿得很粗。因失血过多,他身体虚弱,不能行走。卢冬生处变不惊,先将陈赓藏在一位工人的房间里,然后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找了一条小船。医院前面靠着海边,10月初退潮了,岸边全是淤泥。在工人、护士的帮助下,卢冬生将陈赓抬到小船上,他与那位工人踩着没膝的泥水,一步一步吃力地推着小船,把船推到海中,又划着小船将陈赓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这条船是复航后的第一条船,船上有不少起义军的同志,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船刚靠岸,巡捕就上船搜查。卢冬生急中生智,找了把椅子请人把陈赓抬下船。走出码头,他累得气喘吁吁。刚想在路边歇歇,巡捕过来不由分说抡起警棍一顿打。陈赓不能走动,卢冬生就用身子护着他。等巡捕扬长而去,码头上已看不到一个熟人。还是陈赓熟悉城市环境,说先到医院挂个号,可是医生一检查是枪伤,马上就把他们推出门外。而到马路上又要挨打,陈赓见前面有个厕所,灵机一动,叫卢冬生把他背到厕所暂避一时。

 怎么办?他们俩商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香港,到上海去找党中央。卢冬生忍着饥饿,来回奔波,打听到下午有一条到上海的船。他好不容易将陈赓背上了船,在一个工人的帮助下买了船票,又找来一张行军床,一起把陈赓抬到货舱里。因地方狭窄,卢冬生只能蜷缩在一边休息。

  船到了汕头,周逸群上了船,也躲进货舱,和陈赓、卢冬生不期而遇。因认识周逸群、陈赓的人多,他们不便活动。一路上都是卢冬生跑上跑下照顾他们。在卢冬生的护送下,他们终于平安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了党中央。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的形势下,有的人消沉,有的人倒戈,而卢冬生心中的革命之火却越烧越旺。从武昌到南昌,从南昌到汀州,再到上海,这一路上他看到了无数志士仁人英勇地牺牲了,也看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继续坚持斗争。他从周恩来、周逸群、陈赓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这个愿望在卢冬生心中日益激荡。1927年12月7日,经陈赓介绍,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贺龙辗转来到上海,周恩来闻讯后,派卢冬生把贺龙接到党中央机关。

  贺龙和周逸群向周恩来要求回湘鄂边组织红军,开辟根据地。党中央经过再三考虑,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可是贺龙鼎鼎大名,怎么才能通过敌人的层层关卡,安全到达湘西呢?必须派一个可靠并机警的同志护送。卢冬生既熟悉湖南、湖北的情况,又是周逸群、贺龙所信任的人,党中央决定派卢冬生去完成这一任务。12月22日,卢冬生告别了周恩来和陈赓,护送着贺龙、周逸群踏上了征途。

  到达武汉后,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郭亮留贺龙在武汉领导暴动。后因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一行20余人雇了一条船,离开武汉。

  1928年1月18日船过观音洲。贺龙打听到洲上只有十几个团丁,决定将计就计夺取他们的武器。

  船徐徐靠岸,卢冬生等簇拥着贺龙上了岸。贺龙身穿皮大衣,围着围巾,戴着墨镜,一副阔商打扮。他一上岸就说:“去拜客。”团防队长见贺龙气宇轩昂,不同凡响,急忙迎了上来。

 贺龙一把抓住队长的手,威严地说:“我是贺龙!有件事麻烦你,特地来借枪用用!”团防队长顿时吓得魂不附体,瞠目结舌。

  卢冬生站在贺龙的身旁,用警觉的目光向四周扫去,看见一个团丁正试图举枪。他眼疾手快,扬手就是一枪,那团丁像麻袋似的倒在地上。其他的团丁见此阵势,赶快丢下手中的武器。同志们一拥而上,夺过了枪支。团防队长只得将子弹、枪支全部交出。这次一下子得到了十几支枪,200多发子弹,真是如虎添翼!1960年,贺龙在回顾二方面军的历史时,曾深情地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贺龙、周逸群带领的这20多人和贺锦斋领导的部队会合后,在下车湾与石首中心县委一起举行了年关暴动。暴动失利后,2月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7人回到贺龙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由于贺龙在当地声望很高,很快拉起了3000人的队伍,占领了桑植县城,震动湘西。但不久即遭国民党重兵围攻,部队被打散,周逸群过了长江,到宜昌开辟工作。贺龙和卢冬生十几个人退到洪家关,在桑植、鹤峰边界的高山峻岭中坚持斗争,收集了数百名失散的人员。贺龙从这次失败中认识到光依靠个人号召、家族亲戚、旧部下的关系,没有党的组织,革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现在又和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建立红军?这些重大问题,都急需得到党的指示。环顾四周,只有卢冬生熟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情况,并且忠实可靠,精明能干,贺龙于是决定派他到上海和党中央联系。

  当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贺龙想法为卢冬生筹措去上海的路费,可找来找去只找出6个铜板。卢冬生就拿着这6个铜板,告别了贺龙和同志们上路了。他一路上打短工、讨吃喝、睡屋檐、住牛棚,风餐露宿,千里跋涉,终于到了上海。

  党中央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贺龙失利的消息后,不知缘由,正在焦虑不安。1928年4月,卢冬生找到了中央机关时,中央的同志喜出望外,听取了他的汇报,马上做了指示,派人送出。

  这时又接到湖南省委遭到破坏的消息,中央考虑到卢冬生是湖南人,熟悉情况,便于活动,决定派他先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再回湘西。

  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程度为全国之首,有“死地”之称。卢冬生到湖南后,省委见他工作得力,就留他在省委工作。7月,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卢冬生虎口脱险回到上海。

  在这几个月内,中央几次派人给湘西送信,都未成功。卢冬生回到上海,中央遂派他再赴湘西。

  8月8日,中央特地给湖南省委写了指示信,信中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介绍了朱德、毛泽东领导三四千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情况和经验。指示湖南省委和贺龙,要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发展党组织。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求得革命的深入和苏区的扩大。同时指出依靠小股土匪实行土地革命是一种幻想。

  卢冬生身藏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于1928年9月在鹤峰的大山里找到了贺龙。此时,贺龙两次拉起队伍,两次失败,部队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在最艰难的时刻,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犹如久旱逢甘雨,一下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不久,贺龙又派卢冬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卢冬生见到刚从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回来的周恩来。中央立即进行研究,于11月4日发出指示信。信中指出: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我党总的政治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湘西的工作是一种农民游击战争,在目前农民群众日益受反动派压迫的情况下,乡村游击战争自然很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信中传达了六大规定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一,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

  卢冬生带着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这时,贺龙领导的部队已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六大的文件,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他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斗争,红四军很快发展起来,到1929年夏天发展到4000多人。

  壮大的红军急需干部,贺龙不愿再放卢冬生离开,把他留在司令部手枪连当班长。1929年3月1日,贺龙给中央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此时中央到湘鄂西已建立了交通线,中央遂于6月15日回信同意卢冬生不再担任交通员,留在红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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