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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错误 毛泽东自我检讨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几经调查,对农业、工业进行了调整后退,但是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给人造成的恐慌,一时却难以扭转。有些干部还在等待大好形势的再次到来,以便再扯“跃进”大旗。他们迟迟不愿收回过大的建设蓝图,也不愿压缩过高的经济指示。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空气依归是,“左”比右好,被说成是“老左”,无人介意;若被说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还了得,一有风吹草动,就“永世不得翻身”,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而大批基层干部被上面吹来的“忽左忽右”的风,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迈步;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担忧。


  毛泽东也已觉察,如果像前几次那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难以深入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和党外政治关系,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贯彻到县一级。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0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组织人员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有所借鉴。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此次的“扩大”,规模空前。除了原先都来开会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负责人外,连地委、县委,甚至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以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都聚集北京,共计7000余人,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代表中央的报告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印发给与会者提修改意见,这在以往也是少见的。后来毛泽东在讲话中,介绍了这个经过: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经21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经过再提意见后,改出第三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是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名义印发的。


  刘少奇的《报告》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成就,列举了12点。这些内容在事后看,评价过高,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西。《报告》在指出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能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曾在会上讲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唯独彭德怀的案不能翻”,但他在这几年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所以,在对书面报告的内容作说明时,他讲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


  比如说到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他说一条是天灾,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正如有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说到成绩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开”的框框:“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再比如说到“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这无疑是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开了一个口子。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于是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会议延长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30日上午,各省贯彻各大区会议精神,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30日下午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至2月7日闭幕,周恩来称其为“第二个高潮”。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联系自己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当时讲,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要重新教育干部,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50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看了一下会场,大声地向与会者检讨:“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材,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当周恩来讲到“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毛泽东扬了扬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在会下就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


  周恩来笑笑:“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


  他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但“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作用。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也讲“困难”,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反复说明一点:“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些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复了无数次,拔高了无数次。正当刘少奇抛弃了曾经讲过的个人崇拜,林彪却又来大造个人崇拜。

毛泽东没有反对,而加以赞扬。正像当年他当着柯庆施的面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现在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又几乎和当年周恩来回答得一样:“我作不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其实,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党内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曾披肝沥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精彩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正确,但“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启用陈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

毛泽东没有反对,而加以赞扬。正像当年他当着柯庆施的面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现在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又几乎和当年周恩来回答得一样:“我作不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其实,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党内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曾披肝沥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精彩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正确,但“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启用陈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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