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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收复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很早以来,西域就同内地有密切联系。公元前101年(西汉武帝太初四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使者校尉。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西汉政府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郑吉担任首届都护。《汉书·郑吉传》上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从此以后,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在西域设官建制,有效地行使对西域地方的管辖权。

18世纪上半叶,乌兹别克族的明格部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起一个封建汗国,名“浩罕”。1865年初,浩罕国派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新疆。阿古柏“用武力,更多的是用奸诈手段”,先后侵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城,于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之国”,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随后,阿古柏又用两年多时间,镇压当地群众的反抗,进一步攻占吐鲁番,又翻越天山夺取乌鲁木齐,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落入阿古柏的魔掌。

新疆地处中亚东部,与中亚和印度接壤,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战略要地,势在必得。阿古柏成为他们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是新疆危机的根源。俄国在利用阿古柏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的同时,又亲自出兵侵占伊犁,使新疆危机雪上加霜,更为严重。

面临新疆危机,清政府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论的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主张舍弃西北,专注东南,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塞防派的主要代表是湖南巡抚王文韶,他认为:俄国侵吞西北,日甚一日,“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因此,他主张:“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指出: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的意见令“中朝动色”。清廷权衡利弊,采纳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那时候,左宗棠已经年逾六旬,而且体弱多病。他曾在致湘军将领刘锦棠的信中说:“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宗棠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担负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分三路进入新疆。他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正确方针,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然后攻占吐鲁番,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清军得到新疆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进军南疆时,当地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加入战斗,痛击阿古柏军队。1877年,阿古柏兵败身亡,清军收复喀什噶尔。第二年,除伊犁以外,新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左宗棠上奏朝廷,提出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收复伊犁的问题,如果达不到目的,再采取军事手段。他的意见得到朝野上下爱国人士的一致赞扬。

1880年初,根据左宗棠的意见,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在谈判中,俄国多方要挟,蛮不讲理,曾纪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左宗棠深明外交必须以军事为后盾的道理,虽主谈判,但不忘备战。为了支持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左宗棠率兵前往哈密,在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在前往哈密的征途中,他让士兵抬着棺材走在队伍的前面,表明誓死抗击俄国、收复伊犁的决心。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自古以来,玉门关几乎成为人们西行的极限。此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可他却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差堪告慰。”连当年前往哈密拜访并留住军营一个多月的德国人福克都说:“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正是左宗棠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有力地支援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终于迫使俄国将伊犁归还中国。《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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