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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重要启示


  1966年5月至 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作出了历史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自此以后,如何进一步科学认识“文化大革命”,认真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时时反思的大问题。正是在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认真汲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后,中国共产党才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闸门,并逐步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科学论断,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0年,但我们仍有必要从这一段难得的“历史”中进行多方面、不同角度的总结,以便从中吸取重要启示。
     一、十年“文革”使全党从痛苦的经历中大彻大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建国以来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勿庸否认,由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人们思想造成的极大混乱不易在短时期内消除,所以,党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总结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毛泽东在肯定它的前提下,虽然也纠正过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还谈不上真正总结其历史教训。当时的基本评价,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三七开等认识。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为全面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奠定了基础。但在两年徘徊期间,由于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不足,加上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本应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认真分析和总结的工作难以深入,未能彻底地总结其历史教训。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件、口号的否定和对一些人物的清查,都是有限的,只限于同“四人帮”有直接关系的人和事。然而,坚冰毕竟已经打破。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广大理论工作者开始了探讨“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活动。特别是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一些过去未曾碰或不敢碰的禁区领域和问题开始被人们所触及。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使我们能够以十分冷静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会议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审查和纠正了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作了一些总结,标志着党正式开始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全会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时候作为历史教训加以一总结,是必要的。因此,全会后党中央即着手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一,到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标志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作了一个初步总结。讲话不仅初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而且剖析了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4条主要教训。这个讲话,实际上已为全面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了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进一步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其标志就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苦干准则》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准则》,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制定的一部很重要的党规党法。如果说《准则》侧重于从组织方面、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了总结;那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则侧重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进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文革”十年,把我们的失误、弊端和缺点都发展到极点,确实使中国共产党从痛苦的经历中大彻大悟。可以说,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虽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已经以决议、准则的形式作出,但现实生活的种种事例说明,时至今日,并非所有的人都已经认识清楚并汲取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教训,呼唤“文革”,留恋“文革”仍大有人在。我们只有从“文化大革命”众多的历史教训中正确认识并科学地总结其中最主要的历史教训,才能作为我们今后执政的历史借鉴,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更自觉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贡献。
   二、“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历史启示;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1984年6月 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坦率地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1987年4月 26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更进一步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这两段话言简意赅,是对建国后我们党长期犯“左”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教训的深刻总结。
    在领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试图开辟一条主要靠“抓革命、促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理想道路,推行其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过分理想化模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包含着“破”与“立”的双重意向,即试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进一步说,他的确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探寻一条防止党变质国变色的途径,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他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本意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巩固党和人民政权,扫除资本主义势力,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既未对“修正主义”的含义作出科学的界定,又对党内政治状况和国内形势的主流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认为党变质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并且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等。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不愧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长久以来不断观察和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积极探寻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境界。既然是探索,则难免失误和曲折,因此,我们在肯定他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和宝贵预见时,必须承认其理想社会构想中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成份。而这些东西,又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种目标,并由于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其显得更加完备、更加难以纠正,以致造成严重的失误。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分析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所向往的理想杜会的概貌也并非有人指责的是什么“乌托邦”,只不过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蓝图中有空想的成份,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如1966年5月7日,他在给林彪的信(即后来被广为宣传的《五?七指示》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大体平均的社会组织,并认为不作这样的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有人提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纲领,与《五?一六通知》是姊妹篇(两者相差仅几天?D?D笔者注):一个主旨在“破”;一个主旨在“立”;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是有道理的。当年5月 15日,中央在转发全党要求有步骤地实行信中指示的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正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指示的精神又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并高度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是研究了国内外各种经验的产物,是反修防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方案。
    实际上,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的设想与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有着历史的联系,是继续发展。因此,指示所勾画的理想社会蓝图,其要点就是:政治上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上要大致平等,差别很小,少计报酬或不计报酬;社会分工上各行各业自成体系,自给自足。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构想,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毛泽东却把这种抵制视为党内存在一个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不仅认为那些不赞成他的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中央领导人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断定他们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仍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因此,要实现理想社会的构想,就必须不断革命,扫除障碍。这样,《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就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思想中介而联系起来。毛泽东要通过《五?一六通知》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贯彻他“继续革命的理论”,而通过“文化大革命”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又可以达到他所构思的理想社会境界。
    总之,在领导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全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构想。在正确的宝贵的预见与错误的空想的因素交互支配下,毛泽东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由正确到部分错误,由纠正部分错误到犯了更大的错误,“左”的倾向逐步支配全局,探索陷入迷误,以致最后发动和领导了事与愿违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从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他不仅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将其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伟业大事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结这方面教训时曾多次谈到这一点。习仲勋1986年曾说:过去的一大教训,就是“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胡乔木则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认为只要靠群众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陆定一也说:我们所以犯“左”的错误,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似懂非懂,若明若暗”。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上述总结都是十分中肯、精当的。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分析的: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四化,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提高综合国力
    错误的实践只会产生错误的理论,或者使原本正确的理论发生某种变形。当我们陷入“斗争哲学”的困扰之中时,毛泽东没有始终把生产力问题当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的一个基点,不仅使我们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一次大好机遇,而且使我们丧失了冲破传统束缚、形成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观的一次大好机遇。
    应当看到,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观点之所以能够形成,党内之所以不能有效抵制,许多人甚至接受这些看法,既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又有全党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加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个别论断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加以引用甚至误解,这就既不能解答中国的实际问题,又很容易流于空想。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积累下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根据地生活实践,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客观依据。正如毛泽东在《五?七指示》的结尾处所言:“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少年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有所发展罢了”。这就把局部范围、特殊条件下的做法普及到全局,发展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
    今天,我们总结历史的教训,既不应过多地看到客观的根源,又不应过分追究毛泽东的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从主观与客观是否统一的方面、从当时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状况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文化大革命”并不象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似乎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破产”。恰恰相反,它从反面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曲解的,更不能教条式理解甚至将其僵化。“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错误而导致实践上的失误。在错误理论通过行政手段和传播媒介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广为宣传的情况下,即使有人看到并力图纠正这种错误,也难以形成扭转局势的强大力量,这就证明提高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性。正是吸取了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各级各类干部都要针对新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建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十分必要和有战略意义的。20多年来,正由于我们从理论上逐步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的本质区别与一般共性,才抛弃了那种脱离生产力发展,只从所有制、分配、计划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点,由僵化、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到靠改革开放,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上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更快发展。在这同时,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先后提、出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提出以科学发展现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决策,应当说都是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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